伍迪?艾倫在《安妮.霍爾》里講過一個老笑話。一個家伙去見他的心理醫生說：“我弟弟瘋了，他以為自己是雞。”醫生問他：“為什么不帶他本人來？”那人說：“但我需要雞蛋啊。”這是他對男女關系的看法，“它是最不合理、瘋狂、怪異的。但我們一直經歷這些，因為我們大都需要蛋。”生活何嘗不是如此？城市生活高壓而寂寞，為了接受荒謬的生存前提，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精神失常。越是敏感的人，痛苦越多。但真正要到看心理醫生的地步，在中國人仍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不妨看看《問診》。有人把《問診》比喻成電視劇里的花椰菜，有營養，但不好吃。其實，碰對了廚師和食客，花椰菜也可以非常美味。這本是一部以色列的電視劇，以色列人拍這部劇的成本，還不夠買一雙《欲望城市》里的鞋子，其受歡迎程度卻幾乎構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后來被HBO引進，從希伯來語到英語，臺詞幾乎是逐字逐句的翻譯。導演是加西亞?羅德里格（Rodrigo Garcia），大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兒子。也許是因為父親的盛名，他沒有選擇寫小說，而是當了電視劇導演，拍過著名的《六尺之下》、《黑道家族》，都是很邊緣，但極有創意的故事。《紐約時報》有一篇關于他的特寫，說他在捕捉女性脆弱的心理方面有天賦的才華，這在《問診》中表現的很明顯。與《迷失》、《英雄》相比，《問診》的劇情和角色都出奇的簡單。劇中主角是心理醫生保羅和他的四個病人，每周輪流四次問診，每次30分鐘，最后一天他去見自己的心理醫生。每一集都像一幕獨幕劇，只有兩三個演員，攝影機幾乎從未離開過心理醫生的辦公室：橙黃的布沙發，昏暗的臺燈，一墻壁的書，窗外似乎總在下雨，風景模糊，房間里幽暗、安靜，只隱約聽到鐘表走動的聲音。30分鐘的劇情完全靠對話支撐，看下來居然不覺得枯燥，全在語言和演員的功力。所以羅德里格說，“這部劇只關于表演與寫作。”周一是勞拉，30歲，性感美麗的女人，有自毀傾向，愛上了自己的心理醫生，心理學術語叫“情欲移情”（Erotic Transference）；周二是埃里克斯，一個轟炸機飛行員，典型的自戀型人格障礙，在巴格達誤炸了一個學校，死了16個孩子，卻感覺不到負罪感；周三是蘇菲，一個16歲的體操女選手，聰敏、尖刻、混亂、不乏少女的天真，有自殺傾向，她的生活基本上被周圍的成年人給毀了；周四是艾米和杰克，一對問題夫妻，為懷孕還是墮胎爭執不休，對彼此的怨懟簡直如滔滔江水，讓人透不過氣來；周五，不堪重負的保羅去看自己的心理醫生吉娜——他青年時代的導師，一個溫暖、敏感的傾聽者和保護者，但因舊仇新傷，他們之間的辯論反而是最激烈的，有時讓人身心俱疲。在伍迪?艾倫的電影里，心理醫生經常被塑造成一群可笑無用的人，主角往往看了十幾年心理醫生沒見好轉卻一直付錢看，即使《黑道家族》中堅強的Melfi醫生，多少也是有些滑稽的。很少有電視劇一本正經的描述一個心理醫生的故事，尤其是詳細的問診過程。因為可以想象其中的枯燥：長長的沉默，猶豫的供認，找不到一個準確的詞匯表達自己，直面一個人目光聚焦時的尷尬和隱秘的喜悅。身在其中者也許如臨大敵，但外人看來，這個過程是十分沉悶的。然而，在《問診》里，保羅在與病人的對話中，察言觀色、抽絲剝繭的過程，簡直像阿加莎的偵探故事。這四個病人都聰明，謹慎，戒心重重，他們的話語被層層的暗示、隱喻、敵意和逃避所遮蓋——弗洛伊德曾把心理分析比作考古學，在層層的廢墟下發掘意義。一個看似不經意的用詞，也許是某個傷口的入口。一個眼神的回避，往往是心理防線的突破點。沉默是迂回的攻擊。刻薄是恐懼的變體。傲慢是悲傷的掩飾。而心理醫生對人性的洞察力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在他們的話語中分離現實與虛幻，謊言與秘密，割開傷口時不是不殘酷的。飛行員傲慢自大，神憎鬼厭，你甚至希望有人一拳把他轟出去，但他的負罪感被壓制在童年陰影和自我保護的層層盔甲之下。他懷念飛行，因為天空是一個簡單安靜的地方。那個叫蘇菲的女孩，看似沒心沒肺，桀驁憤怒，幾個回合下來，漸漸暴露出脆弱，讓人心碎的一面。她也有她的避難所——平衡木是唯一讓她感到安全的地方。他們都絕望的想要抹去過去的人生。他們都刻意的遺忘那些真正傷害他們的傷口。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對話就像一場智力的格斗，構成了強烈的戲劇沖突：每一句話都話中有話，編劇隱藏信息的聰明程度不亞于揭示真相。他們知道何時改變話題，何時繼續，何時跳開，何時回轉。不過，也有令人無法信服的地方，病人都太善于表達自己了，滔滔不絕，尤其是勞拉，她對于生活中的不愉快和失調，語言的準確性和直覺的敏銳程度有時甚至超過了心理醫生本人。觀看保羅與吉娜之間的斗法則是另外一種樂趣。兩位心理醫生棋逢對手，心理學理論滿天飛，卻是同樣不能面對真實的自己。也許是醫者不自醫，他們倆看上去比誰都寂寞。尤其是保羅，他整個人坐在那里，就有一種悲哀的味道，像一件揉皺了的舊毛衣。他是這樣一種男人，到了一定的階段，生活中一切他習以為常、以為牢不可破的東西，都開始分崩離析。他以自己的專業素養為榮，他能看穿每一個人，唯獨看不穿自己，或者不愿意看穿。他將自己代入病人的角色，感受他們的空虛和恐懼，“如果我不愛他們，就無法治療他們”。這原本不是心理醫生該說的話，因為一旦他的分析沾了個人的感情色彩，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系就發生了變化，他變得脆弱、沖動、會犯錯，有時甚至說話不經大腦。羅德里格說的好，“就像我媽常說的，你靠一個人近了，總會看到他的臟內褲。”但這也是人們喜歡他的原因——他畢竟不是神。保羅的扮演者是加布里埃爾?伯恩（Gabriel Byrne），他那陡峭的眉毛，悲傷的愛爾蘭人的眼睛據說讓很多觀眾癡狂。他們一次次的倒回去重看，觀摩他看似遲緩的身體語言，說他舔著唇沉思的樣子性感無比；他們稱他“親愛的弗洛伊德醫生”，欣賞他仿佛隔著云端看世間的姿態；甚至有人走火入魔，在街頭攔住他，求他不要跟著勞拉走，或者要求免費的心理咨詢。這位心理醫生變成了新“夢幻先生”，全美國女人的“移情投射對象”，再次讓美國人分不清現實與虛幻。HBO一度決定停播《問診》，在粉絲的強烈抗議之下，才決定投拍第二季。第一季結束了，不知道劇中人是否從此積極地收拾生活，從頭再來。不過，心理學界已經接受了這部片子，并且展開了專業的討論，比如投射、移情和反移情。為了招徠觀眾， HBO甚至打出口號說，《問診》是“免費的心理治療”。中國人很少去看心理醫生，有時候與朋友喝杯茶，聊聊天，抱怨一下上天為什么捉弄人類，日子似乎就變得容易一點。我們都是彼此的心理醫生。《問診》的作用也差不多，雖然劇中人的遭遇與我們相差甚遠，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框架——兒時的創傷和內心的性沖動是很多精神問題的根源——也未必令中國人信服，但在醫生和病人的交鋒中，我們偶爾會認出自己內心深處的危機：拒絕、恐懼、欲望，錯置的愛或恨，對認同和歸屬的渴望。就像保羅的妻子所說的，“誰不想被人渴望？哪怕只是屬于某種東西的一部分，無需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也無需是什么美好的。” 不過，醫治靈魂不比醫治肉體。就像劇中一個病人所說的，“這是我對心理學的疑慮：你發掘再發掘，直到你發現關于自己的所有真相，再在所有的傷口上撒一把鹽，但這有什么好處呢？”在看清了自己的真相之后，也許永遠都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