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我以拋開書本文字作者的身份成功申請了第2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媒體證，從而第一次近距離地體驗電影節氛圍，也借這個機會與上海這座城市來了次親密接觸。 對于主競賽單元的影片，媒體是有特殊場次可以提前觀影的，但因為個人原因，我在正式開幕前只看了《一間自己的浴室》這部影片。 其他影片都是在首映后分開觀看的，包括主競賽單元的《離婚》《成年人》《她的重生》，亞洲新人單元的《一屋三夜三謀殺》，“霓虹映畫”單元的《消失的女兒》，“戛納零時差”單元的《前往未知之地》和《阿曼德》，基本都是外語新片。 相比于華語新片的“星光熠熠”和經典影片的“一票難求”，上影節的外語新片顯得凄清很多，每場都留有不少空座，網絡上的評論也是褒貶不一。 本次拿下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兩項大獎的《離婚》，就是評論兩極化的一部代表性作品。

文：張穎 排版：Sun 責編：劉小黛 策劃：拋開書本編輯部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離婚》的缺點是很明顯的：畫面單調、敘事乏味。（率先表示：本人持保留意見。） 首先，故事設定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之后。當紅色的風暴席卷全球時，這股浪潮也順勢影響到俄國南邊的哈薩克地區。影片中，在一個哈薩克草原的偏遠部落，村民們在村長的帶領下排演紅色戲劇、懸掛紅色旗幟、倡導婦女解放……展現人們對于新生活的渴望與探索。 故事的核心聚焦于一對哈薩克族夫妻因誤解而引發的離婚風波。影片的開頭，男主角薩利姆薩克因為在戲劇中反串一名女性角色被妻子責備，因為妻子覺得這種男扮女裝的行為十分有失顏面。在爭吵中，薩利姆薩克無意說出了“Talaq（離婚）”一詞，更深一步觸動了妻子的敏感神經。（編注：'Talaq'在伊斯蘭教婚姻中的意思等于休妻，當穆斯林男子說出Talaq后，無需女方同意與否婚姻都可視為無效） 薩利姆薩克自然是不愿意離婚的，他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說出過離婚這個詞。問題是，妻子將這件事銘記于心，而這成為兩人關系轉折的導火索。當薩利姆薩克積極尋找補救措施，努力維護自己的小家庭時，向來賢惠得體的妻子卻做出了離開家庭的意外決定。 妻子的選擇與當時所提倡的“婦女解放”運動是相互關聯的。雖然整個部落沒有對此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措施，但是這種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這個女人的選擇。 離開丈夫、“拋棄”孩子，成為這個女人爭取“解放”的重要路徑。離開家庭，她便不用在滿足男人性欲的同時，還要伸腿搖動孩子的小床。不再是誰之妻、不再是誰之母，她再次成為她自己，可以為自己而活。 但是，事實果真如此嗎？ 走出那間低矮的小屋，面對漫天黃土的荒野之地，她其實并沒有可以前往的去處。在那個遠離都市的農業社會，人們的生活依附著原始的自然法則，通過物物交換的方式維系生活所需。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和危機，他們還保持著對于宗教領袖的信賴，期望毛拉給他們以指引。 離開家庭，社會上并沒有女人的容身之所，出走的女性會陷入經濟和身份上的雙重困境，沒有任何解放或曰獲救的可能。 因此，彼時婦女的解放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影片中，女主角的改變，也不過是更換一任更加富有的丈夫。那看似獨立的決定，其實是一種飛蛾撲火般的嘗試。

在那個富人的家庭中，女性對于婚姻的自主選擇，反而成為富人公然破壞一夫一妻制的砝碼——他將前兩任已經離婚的妻子和新婚妻子共同安置在家中。透過女主角在新家庭中的沉默與窘迫，我們難以確證，她究竟是在當妻子，還是在當奴隸。 因此，這部影片的故事是相對乏味的。因為人們看不到轉折，看不到希望。這與影片的黑白灰色調和簡單布景形成呼應，使得觀眾在長時間內難以感受到情感波動或視覺沖擊。 除了以俄國十月革命作為大的歷史背景，影片中幾乎沒有任何時間和地點的標識。在冷冽的冬天，破衣爛衫、灰頭土臉的人物在遼闊的荒原上漫無目的地行走，讓人體悟到一種文化上的積習、歷史的遲滯。在影片所展現的社會中，所謂的男女平等、婦女解放，顯然是一種政治性的想象，就像缺席了的寫標語的人，就像難以懸掛成功的紅色旗幟。 然而，在這種乏味表象之下，實則隱藏著導演對于社會變遷和個體命運的深刻思考。政治變革帶來的影響是直接、粗暴的，但也是流于表面的。十月革命的風吹到了這里，但這陣風似輕拂過草原，帶來些許波動，卻未能留下深刻的烙印。對舊有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堅守，無形中構筑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使得這個社會顯得尤為封閉與落后。

導演 達尼亞爾·薩拉馬特

值得一提的是，紅色變革和婦女解放，作為這部影片的兩個關鍵詞，讓我不自覺地想起廬隱、丁玲和蕭紅等中國女性作家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創作的文學作品。她們在動蕩的革命年代書寫著自己對于人生的惶惑、對愛情的想象、對歷史的洞察，雖然不可避免地延用著傳統男性文學的創作慣例，然而，正是那種大膽的、堅定的表達，讓女性在中國現代歷史中留下前所未有的印記，也為歷史添加可貴的注腳。 因此，在我看來，《離婚》所具有的局限性，或許正是其可看之處。 最后，受制于文化上的隔閡，有一個問題很難回答，就是影片所展現的這種生存狀態與今日的哈薩克斯坦有多大程度的關聯？如果影片所講述的故事是導演對過去一段歷史的精心截取，那么其雖然不乏藝術價值與情感深度，但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這一榮譽，在某種程度上是難以讓人滿意的。 另一方面，如果影片所揭示的歷史病癥——無論是女性地位的邊緣化、社會結構的封閉性，還是對傳統習俗的反思——在當代的哈薩克斯坦社會中依然處于不可忽視的位置，那么，這部影片的表達便顯得更加深刻且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