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傳》在1950年開拍前后一共對劇本進行過三次較大的改動。（更詳細的介紹請參見：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15-200811001.pdf） 第一次的改動屬于藝術范疇。在采納一些電影人的意見后，導演改“正劇”為“悲劇”。從成片來看，這次改動是非常合理的，悲劇色彩或曰導演的“人道主義”立場，是這部電影能夠調動觀眾情感的內核。而且如導演所言，這一改動并未影響到電影的主題：“他的那種舍己為人的、艱苦奮斗到底的精神，仍然應在電影的主題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頌。” 第二次的改動屬于意識形態。原來的開頭是由一個“老布販”在武訓出殯時對他孫兒講武訓興學的故事，結尾是這個老人勉勵孫輩們好好念書。改動之后，背景成了1949年的武訓誕辰111周年紀念會，講故事的人成了女教員，聽眾則是新時代的小學生。為了達到“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的目的，藉由女教員在片尾進行一番總結。“這也是1950年初《武訓傳》劇本之所以得到通過并進行拍攝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一頭一尾的改動就像硬生生貼在正片上的廣告。不過，以今之視角反觀，盡管女教員的總結用的是典型的時代話語，其中有兩句卻實實在在點出了電影的死結：“武訓老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不屈服地、堅韌地斗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后來都給地主們搶去了。所以，單純念書，也是解放不了窮人。還有周大呢，單憑農民的報復心理去除霸報仇，也沒有把廣大群眾給組織起來。”——這部三個小時的電影全部要講的就是這兩句話。以至于我還沒看到結尾時，腦海里就翻騰起了大大的問號：導演花這么大工夫來表現一位農民辦教育的失敗和另外一位農民搞暴動的失敗，是想要干嘛呢？ 第三次的改動屬于經濟因素。在拍攝過程中，由于昆侖影業公司發不出工資，要求導演將此片拍成上下兩集。于是孫瑜花了半個月時間添加了大量情節：一，武訓昏睡中幻入地獄、天堂的夢境。二，李四和王牢頭協助周大越獄，周大逼上梁山，和官府惡紳們展開斗爭。三，官僚們為了收攬人心，奏請朝廷嘉獎武訓。 其中將周大發展成與武訓平行又交織的“一武一文”兩條線，是源自鄭君里的建議，這些補充的情節確實豐富了故事。可以猜想，如果沒有拍成上下兩集的要求，導演應該會在此基礎上刪減掉大量其他情節，使故事變得緊湊。而殘酷的現實則是，無論當年上映時，抑或今日得見后，拖沓且冗長的劇情成了不少觀眾對本片的最大感受。片長可謂本片的最大敗筆。 交代清楚這三次改動，是為下文就導演塑造的武訓（及周大）這個人物展開討論作鋪墊的。在此之前附上我昨晚看完本片后寫的短評：“如同我們喜歡給文革中遭受磨難的知識分子過高的贊譽一樣，我們也會給囿于意識形態而遭到打壓的電影過度的贊美，何況這是成為第一棵大毒草的《武訓傳》。但它的確是部藝術上很平庸的電影，劇情拖沓而冗長，也算不得趙丹最牛逼的表演。技術上擬音做得很糙，配音獨獨讓趙丹（等兩三個人）操山東話，濫用疊印及象征手法。” 這段話便是我對本片的全部評價，也無意在此展開。盡管平心而論，本片是有那么幾處情節、那么幾段表演、那么幾句臺詞、那么幾個場景、那么幾條剪輯讓人可圈可點，但這些加起來并不能構成一部優秀的作品，因為最要緊的靈魂缺失了。下面就來說道。 電影里講了這樣一位武訓：他很小就成了孤兒，因家貧讀書無門，只能以做苦力為生。在張舉人（貫穿全片的大反派）家做了三年工卻吃了不識字的虧，討不著半分工錢反被暴打。在之后三天的昏睡中于夢中得到啟示，決心從此開始攢錢辦義學，讓天底下的窮孩子都讀書。而初戀情人被迫自殺更堅定了他的信念。通過乞討、賣藝、做苦力攢下的第一筆錢不幸被奸人偷走。在經過三十年攢下了可以辦義學的錢后，他又通過下跪來求得鄉紳支持、通過下跪請來私塾先生、通過下跪請窮人家的孩子來上學。此后他繼續攢錢辦義學，不僅得到了鄉民的理解和鄉紳、官僚的稱道，最終還得到了皇帝的嘉獎。 這看上去確實是一個特別值得立傳的故事，武訓也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但若是具體到故事的背景，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武訓所處的正是晚清國門洞開內憂外患的時代。在那個為了尋求救國出路，舉國上下都逐漸開始師夷長技辦新學的時代，一個乞丐辛辛苦苦一輩子辦幾個只讀圣賢書的舊學堂意義何在？這種與時代進步背道而馳的舊學堂辦再多有何用？ 對于這樣一個實質問題，片中有幾場戲觸及。 在鄉紳們討論辦義學那場戲里，張舉人不支持，認為農民沒有資格讀書（“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讀了書會造反、有違三綱五常。婁進士則從“民為邦本”的角度予以反駁。注意，他們都是在引用儒家學說進行辯論。這時，另一個鄉紳打圓場，說了句話里有話的話：“我覺得辦義學念的是圣賢的書，學的也是圣賢的道理，辦義學，也總算是做好事啊。”等義學辦起來后，有人說武訓很得人心，張紳士接了句：“那有什么了不起呀，他們所教的書，還不是三綱五常、君臣父子嗎？” 另外一場戲，是義學里有個學生考了第一名，武訓給他下跪表示感謝：“咱們窮人往后就全靠著你們啦。”之后武訓讓這個學生講圣賢書給自己聽，聽到“學而優則仕”時，武訓疑惑了：“窮人念好了書（應該）給窮人想辦法。做官？做官那怎么辦啊？” 可以說，武訓的辦學動機，終其一生都是未變的，即多次從武訓口中說出的臺詞：“報仇！”報張舉人欺詐、暴打他的仇。但很顯然武訓并不懂報仇為何意，因為他從未在片中表現任何形式上的報仇（他本質上是一個很傻很天真的人），且辦義學是絲毫報不了仇的。如若真要報仇，在當時固化的社會形態中，只能由讀書做了官的窮孩子通過官大一級來伸張正義、懲治壞人。可“做官”是與武訓的辦學目的相悖的。 如果說“報仇”是一種本能的動機，那么讓“窮人念好了書給窮人想辦法”就是這一動機的內化，也是更為核心的動機。這里依然存在“辦學—讀書—做官”的悖論。那么，即便不從史觀角度考量，武訓的辦學也顯得很盲動，甚至是比“精衛填海”或者“愚公移山”更沒有可行性和實現性的做法。后者至少在邏輯上存在實現的可能，而且是通過神話或者寓言的載體來表達一種精神。當同樣的精神通過一個真實的人物來表達時，殘酷的現實只剩下倆字：愚昧。 退一步講，假設他那崇高的辦學目的是理論上可以實現的，但武訓作為一個文盲，就算能攢再多的錢、辦再多的義學，他也沒有能力來落實辦學目的、把握辦學方向。那么辦學的結果就好比當下，那些勤勞致富卻缺乏文化的商人家里養出的富二代。從一種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同樣是攢這么多錢，還不如拿去種樹修路，也包括片中講到的賑濟難民。——既然改良不了思想，那不如辦點實業。 從這個角度來說，不管這義學最后是不是被無良鄉紳占為己有，但教育權卻從一開始就由鄉紳們把持著，由“吃人的禮教”把持著，由一種無形卻又無處不在的導致近代中國落后的“文化”把持著。武訓注定了要失敗。若導演是在隱喻西西弗斯的神話來展示這出悲劇，那他一定忘了，武訓可沒有西西弗斯那樣的腦瓜子。 至于周大這個角色，只消從一句臺詞便可判斷導演的意圖：武訓被賜黃馬褂的同時，周大來村子里打劫張家，家丁給張舉人描述時說“他們一沖進來就亂搶亂殺”。一個“亂”字點出了導演對這種蟊賊式的農民暴動的態度。這么搞下去救不了窮人，往大了說，更救不了中國。在片中多次被點名的洪秀全正是前車之鑒。 無論武訓還是周大，他們都完全意識不到自己的做法實現不了自己的目的。可導演你應該是個明白人啊，作為一個留美歸來的導演，給觀眾看這么一出不合時宜的悲劇意義何在？如果單純出于人道主義的個人偏好，那導演的境界和格局就太小了。如果他的訴求主要是想表現“舍己為人的、艱苦奮斗到底的精神”，大可以換一個故事來講。而武訓，值得后人景仰的也只能是從他身上抽象出來的那種精神，一旦還原成具象的事實，所謂精神就變得疲軟無力了。 最后來說結尾。成片的結尾雖然生硬，但上文提到的那兩句臺詞好歹能點題，若是按原先設定為老布販在結尾教導孫輩們好好念書，就未免太迂腐了。假使將武訓走在鄉間小路上望著打完劫的周大們疾馳遠去的場景當作導演最初預設的結尾。那么，作為一個傳記片，這樣的開放式結尾所反映出的導演態度又太曖昧了。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道德和價值觀，假如電影的發明早上一千年，北宋有位導演來拍這么一部電影為武訓立傳，那無論正片還是老布販的結尾都是合時宜的。可到了孫瑜所處的時代，進步的觀念已經不在于“好好念書”，而在于“念好好書”。一位辛辛苦苦讓后輩都念上“壞”書的老人值得立傳嗎？新的時代如果要立傳，那應該立陶行知這樣的人物。 其實本片的拍攝最早就是陶行知提議的。立志“要使全體中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的陶先生和武訓自然是有相通之處的，但兩者的辦學理念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陶先生有能力來實踐自己的理念。或許如前所述，武訓的故事聽起來確實很能打動人，于是沒人意識到經由影像還原后才會看出的荒誕（我早先通過余世存著《中國男》讀到武訓生平時，是完全沒有在意武訓所存之世和辦義學所讀之書的）。 本片的拍攝始于1948年，由于資金困難而中斷，直到1950年才得以完成。回首1949年前后的中國，最好的電影是《小城之春》《清宮秘史》《一江春水向東流》和《烏鴉與麻雀》，這四部電影從編到導到演到攝，匯聚了彼時中國最一流的電影人，是全方位的優秀。它們甚至代表了中國電影到目前為止都沒能逾越的整體最高水準。而同為大導演的孫瑜，顯然未能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至于本片慘遭政治上無情的批判，固然是值得同情的（《小城之春》和《清宮秘史》的命運亦多舛），只是事過境遷之后，我們還是應該從電影本身出發來看待它，隨著它的重見天日來還原它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