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血五人組（Da 5 Bloods, 2020） 預告海報

在動作冒險故事《誓血五人組》（Da 5 Bloods, 2020）中，斯派克·李回看了越南戰爭的遺留問題，談到了地雷、蛇和埋藏的寶藏。在以下的內容中，他與克里斯蒂娜·紐蘭談論了美國黑人士兵在這場沖突中的經歷，以及他將好萊塢電影中的傳統惡魔——北越——人性化的決心。 在斯派克·李的最新戰爭巨作——《誓血五人組》中，一群黑人越戰士兵回到今天的越南，尋找他們曾經的指揮官諾曼（由查德維克·博斯曼飾演）的尸骨。當他們一起在叢林中冒險的時候，危險依舊，他們令人戰栗的戰爭經歷在閃回中穿梭。這些片段，均以當時電視畫面比例的形式展現。這種處理對史上第一場被電視播出的戰爭來說，是十分恰當的。這部電影，在1960年代晚期充滿傷疤的友情、和傷痕累累的現實世界之間的輪換中，坦率地，用年輕黑人的死，將激進主義的過去和現在聯系在一起。

穩操勝券（She's Gotta Have It, 1986） 海報

斯派克·李曾與奈飛就1986年的舊作《穩操勝券》（She's Gotta Have It）改編的兩個劇作有過合作。《誓血五人組》由奈飛出資，部分場景在越南和泰國拍攝，李用流媒體巨頭的龐大資金制作了一個旨在紀錄美國黑人戰爭的、讓人流淚的冒險故事。話題從和平運動到反歧視法草案，再到對非裔美國人是如何在前線士兵中，不成比例地構成了數量上比其他種族群體的美國人都要多的群體。電影開場即是一段胡志明城的片段。對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示威者的槍擊，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對戰爭激烈的拒絕——它們構成了對這時代歷史背景的揭示注解，也是李在整部電影中提供的東西。不論是對已被忘記的戰時黑人英雄米爾頓·奧利弗（Milton Olive）的提示，還是對《第一滴血》（First Blood, 1982）電影中“回去贏得越戰”的笑話般的評注，這部電影是發散的，為這一系列的事件提供了略帶狡黠的評論。 李渴望重新強調北越人的人性也同樣值得注意——這與其它關于這主題的電影中的對這群體的描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提醒著我們這個小小國度曾經遭受過的傷痛。這以一個尤為辛辣的場景展現，一個越南人試圖向林多扮演的角色售賣一些家禽，不料卻導致了一場揭示雙方幾十年來的動蕩的憤怒爆發。 當然，這并不是否定《誓血五人組》作為一部動作冒險片的核心。雖然片子涵蓋了雇傭兵、除雷隊員、蛇、地雷和戰爭時期丟失的寶藏，它的步伐并不總是緩慢的。當貪婪、緊張和舊創傷，開始逼近這一班好友，李用一切努力揭示著越南戰爭對美國黑人心理轉變的影響；以及國內對這場戰爭的反應，是如何為我們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激進主義打下基礎的。

第一滴血（First Blood, 1982） 海報

克里斯蒂娜·紐蘭 （Christina Newland，以下為CN）：越戰最激烈的時候，你還是一個青少年，你對那段時間的記憶是什么？記憶最深刻的是什么？ 斯派克·李（Spike Lee，以下為SL）：謝天謝地，我生于1957年。即便是55年和54年，上戰場的人都可能是我。我一直告訴身邊的人：你出生的時候，就是你出生的時候。我成長于一個對社會環境非常敏感的家庭，我是五個孩子中的老大。我父母保持讓我們了解這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在紐約長大，我們可以看到抗議，看到游行，在新聞上看到尼克森和約翰遜，看他們如何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欺騙美國民眾。 CN: 是什么讓你想要拍一部關于這個年代的電影？ SL：我1979年從莫爾豪斯學院 （Morehouse College，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一所學院）畢業后，獲得了來自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的獎學金，這是在我從莫爾豪斯畢業和秋天去紐約大學讀電影研究生之間的事情。我是第一批參與《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 1979）的試映觀眾之一。那是一個周五，我休息了一天。這個故事我對科波拉講了太多次，我可是在場的啊。中午十二點，日落大道圓頂劇院 (Cinerama Dome)的一場《現代啟示錄》放映，沃爾特·默奇（Walter Murch）精妙的聲音設計讓我看著頭頂的直升機想，“這聲音是哪兒來的？”

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 1979） 海報

我說這些是為了引出接下來這個點，那就是，拍攝這部電影，讓我意識到，存在越南電影遺產這么一說。（《誓血五人組》的共同編劇）凱文·威爾默特 （Kevin Willmott）和我接受了由丹尼·比爾森（Danny Bilson）和保羅·德米奧（Paul Demeo）寫的劇本，它們被制片人羅伊德·列文（Lloyd Levin）選中，遞給了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但現在一切都不同了。那個時候，主角還不是黑人士兵。 我從小看著戰爭電影長大——這是我最喜歡的類型之一，尤其是關于二戰的電影。我之前也拍過一部戰爭電影，《圣安娜奇跡》 （Miracle at St. Anna，2008），是一個曾在意大利、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納粹斗爭的、黑人士兵的故事。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做一部關于南北戰爭的電影。 這是一切的緣由。我是個影迷，我的母親在我還是個小不點的時候就帶我去看電影了。那是種子撒下的地方，但我當時并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個電影人。

圣安娜奇跡（Miracle at St. Anna，2008） 海報

CN：片中有不少向《現代啟示錄》致敬的地方——比如對瓦格納《女武神的騎行》（Ride of the Valkyries）的使用。 SL：我有很多兄弟，很多鄰居，比如，馬丁·斯科塞斯就在隔壁，弗蘭西斯·福特·科波拉是我的兄弟。《誓血五人組》中的夜總會是真實存在的，叫“現代啟示錄”的夜總會，在西貢。這并不是搭景，電影就是在泰國和越南拍攝的。拍攝前我就知道那個俱樂部，并說過“我們必須在那兒拍攝，我們必須在那兒取個景。” 以及還有那個電影史上最著名的場景，直升機突襲、羅伯特·杜沃爾（Robert Duvall）和演奏中的《女武神的騎行》。所以這是一次對我的兄弟——科波拉的脫帽致敬：我愛他，我愛他，我愛他。但讓我問你一個問題：當你看到《誓血五人組》里那條船，配上那段音樂的時候，你有笑嗎？ CN：我有。尤其是到那個河流的過肩鏡頭出現的時候。 SL：這也是一種幽默。但同樣，是對科波拉表達敬意，一種致敬。 CN：越戰時代——尼克松政權那段時間下的美國電影制作——是一段成果豐碩的時光，不僅是政治上，也是文化上。《誓血五人組》的開場片段掠過了許多屬于那個年代的東西。你是如何決定要在那個年代電影里要保留的東西呢？ SL：如果你常看我的電影，就會知道我非常注重電影開場演職人員字幕片段的設計。有很多將要看這部電影的觀眾，可能都在越戰后的年代里出生，因此并不熟悉這些歷史人物。所以我想加入偉大的馬文·蓋伊（Marvin Gaye）的專輯《發生了什么？》（What’s Going On, 1971）。這專輯的創作來自于越戰。馬文·蓋伊的哥哥出征過三次，并常常寫信給在底特律家里的馬文，描述前線的戰火連天。那些信確實給了馬文制作這張有史以來最棒的專輯之一的沖動。所以，當凱文和我確定要重新寫劇本的時候，我就知道我要用那些歌。

誓血五人組（Da 5 Bloods, 2020） 劇照

CN：在你看到的那個版本里，馬文·蓋伊的聲音尤為脫離于音樂。我從未聽到過任何類似的東西。 SL：噢，無伴奏演唱？是的，它非常自然。馬文是在談論戰爭，他在談論平等，談論愛，談論黑人戰士們——《內城布魯斯》（Inner City Blues）是一首關于黑人戰士從越南歸來的歌，他們找不到工作，或者對毒品上癮，沒有雇主，被叫做嬰兒殺手。我希望人們明白一件事，越戰最激烈的階段，非裔美國占整個美國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他們組成了越戰前線部隊的三分之一。我們這些黑人被直接送往前線。 我們一直都有這種——在黑人想到爭取自己權益之前，已經被送上戰場去為這個國家戰斗——的想法在拉扯。也正因此，我有許多想要表達的歷史評論，比如查德維克·博斯曼（Chadwick Boseman）對五人組說的話：“你知道第一個在美國戰爭中死去的人是個黑人嗎？他的名字是克里斯普斯·阿提克斯（Crispus Attucks）。他死在波士頓大屠殺中。”而現在這位總統——“橙劑”——竟然指責非裔美國人不夠愛國？最輪不到他去指責任何人不夠愛國，因為并不是所有人，身邊都有一位醫生開具假骨刺證明，所以不用上戰場。 CN：你在提到電影中一個角色是特朗普支持者的時候，放了一小段特朗普的視頻，并叫他“假骨刺”總統，我很喜歡。 SL：當然了，現在做這部電影的好處在于，我們可以加入許多戰后多年才出現的東西。但我還是想用這部電影來表現——再一次地，我要想向科波拉和約翰·米利厄斯（John Milius，《現代啟示錄》的共同編劇）致敬——越南戰爭的恐怖。它的恐怖，美國士兵們在這場不道義的戰爭中死去，而這國家的總統肆意妄為。美國人今天還是被售賣了一堆虛假的東西，我要用我的3S來形容：惡作劇（Shenanigans）、花招（Skulduggery）和詭計（Subterfuge）。

誓血五人組（Da 5 Bloods, 2020） 劇照

CN：電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個點，是現在依舊非常激進的河內電臺（Radio Hanoi）——越共宣傳廣播——為了讓美軍退縮，大講美國政府對待非裔美國人是多么糟糕。河內漢娜（Hanoi Hannah）在節目里講到馬丁路德金被槍擊，以及為何為美國政府賣命是個錯誤。我猜時至今日，依舊有很多美國人會為此感到被冒犯。 SL：為什么被冒犯？ CN：因為這把美國人的內部抗爭與國外的敵人等同起來了。 SL：那只是她的一家之言。我們或許有了一點改變，但是大部分都還是同樣的語匯。河內漢娜是個真實的人，同樣，在日本還有一個叫東京玫瑰（Tokyo Rose）的女人，做著同樣的事情。所以，旅程如此：放一些搖滾，摩城音樂（Motown）——美國大兵喜歡聽。在歌曲之間插播其它內容。回想下河內漢娜說的話，她說的一切都很對，尤其是聊到黑人軍隊的時候。為什么要去為一個對你動私刑、會殺死你的國家？而那些士兵們如果想聽披頭士，或者摩城，就要忍受這些。 CN：但對越南人民的壓迫可以追溯到法占中南半島的時代——這部電影中對它們做了許多平行比較，就好像在說，這與非裔美國人的待遇間有許多共同點。這非常讓人震驚。我覺得還是有很多人會說，“天哪，他們怎么能說這種話？”因為直到今天，人們對越南戰爭的看法還是十分偏頗的。 SL：好吧，我希望，希望你是錯的。已經過了很久，我們身處新世紀。但我并不是想惡魔化越南人。我不能那么做。你去越南的時候，他們叫這“美國戰爭”、“法國戰爭”。這也是為什么，梅蘭尼·蒂埃里（Mélanie Thierry） 和讓·雷諾（Jean Reno）飾演的角色非常關鍵。因為法國在越南曾有深遠的歷史，因此，如果拍一部關于越南、卻沒有法占元素的電影，會是我工作的懈怠。

誓血五人組（Da 5 Bloods, 2020） 劇照

CN：戴爾里·林多（Delroy Lindo）這個角色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并戴一頂“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帽子，有什么意義嗎？ SL：其實不管你信還是不信，真的有一些非裔美國人很愛特朗普這個人（大笑）。我不是無中生有。我覺得這非常戲劇化。這也是我不斷告訴學生的事情——我是紐約大學電影系研究生學院的教授和藝術總監。我尤其要用非裔美國人作為一個特別的例子。不是所有非裔人都有同樣的想法。他們也不是都有同樣的長相和說話方式。我們不是一個單一的整體。所以，我覺得這很戲劇化，還能增加一些緊張感。一邊有四個共同長大、一起從高中畢業、一同參戰的好朋友，男孩變成了男人，很多人會告訴你，再也沒有比戰友更緊密的感情。但戰后，大家四散而去。多少年后，卻又聚在一起，發現他們的老友竟然是一個特朗普的支持者。驚喜吧！這打開了很多種可能性。這也是我拍它的原因。 CN：你能告訴我一些你電影里的常客，林多試鏡的故事嗎？他為什么適合演這個角色？ SL：我選角的方式從在紐約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開始就再也沒變過——試著去尋找就這個角色來說最合適的人。我曾榮幸與戴爾里共事過：第一次是在《黑潮》（Malcolm X, 1992），然后是 《種族情深》（Crooklyn, 1994）。所以我知道他的能力所在。但我真的需要反復斟酌，因為這部電影不能是全明星陣容。我需要考慮誰會更合適角色。我覺得——也是我希望這部電影能夠表達的——我們真的作為一個集體付出了許多努力，每個人都知道他們該做什么，也努力去做了，每個人都很盡心盡力。 我們在越南和泰國待了三個月。2019年，《黑色黨徒》（BlacKkKlansman，2018）獲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搭上了去曼谷的飛機。我的妻子會說一切都很好——我完全無法談論同年最佳影片《綠皮書》（Green Book, 2018），再也不想！（笑）

黑色黨徒（BlacKkKlansman，2018） 海報

電影的大部分鏡頭都是在清邁（泰國北部）拍攝的。最后兩周，我們去了越南西貢，或者胡志明市（現在的叫法）。對我來說，那是最美好的經歷之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總是會去電影里故事的發生地拍攝。拍攝《圣安娜奇跡》的時候，我們在意大利度過了美好的時光。我們在費里尼位于電影城（Cinecittà）的工作室拍攝。我們在納粹軍隊屠殺了全部小鎮人口的地方拍攝。如果你真的可以去到真實事件發生的地方，你絕對能感受到那種精神和氛圍。 CN：回到你剛才說的，不想在電影中妖魔化越南人的這一個點，我覺得這個電影有意識地在削弱《獵鹿人》（The Deer Hunter，1978）這樣的影片，或者說，部分人會有這種感覺。 SL：我很喜歡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我真的很喜歡他。我有一個意大利裔兄弟幫，斯科塞斯、科波拉、特托羅、德尼羅和帕西諾。他們都是我很喜歡的人。但是，俄式輪盤賭那種東西？越共絕對絕對絕對從來沒有那么做過。但我覺得他們選的那位演員很棒，那個頭目。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應該是在大學，看完這么一部影片出來，你很難覺得那些越共士兵也是人。但再一次地，沒有任何不尊重我的弟兄羅伯特·德尼羅的意思，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但確實沒有任何文件證明越共士兵讓美國戰俘玩俄式輪盤賭的游戲。 CN：你還在一個槍戰前的越南語對話片段里，加上了字幕。在一些越戰電影中，這一般是處理成面目不可辨的敵人用我們無法理解的語言對話的效果。但這里，我們能理解他們的對話：“噢！他們只是在談論日常生活。” SL：讓我們誠實一些。所有帶有偏見的眼睛，查理，以及其它。做法會跟隨想法不同而變化。

誓血五人組（Da 5 Bloods, 2020） 劇照

CN：這是不人道的。我有點脫軌了，但是某些美國大兵戰時的行為…… SL：不，你在軌道上。 CN：去想象這種非人性的行為，并不牽強。你看過1972年的紀錄片《冬兵》（Winter Soldier）嗎？ SL：沒有。 CN：那是一個由幾位反戰的越戰老兵舉行的戰爭罪證聽證會，由老兵們拍攝，由幾位紀錄片人共同完成。他們請了一些老兵來講述自己經歷過的戰時罪行。這不是一部容易看下去的電影，戰時那些被許可的暴行讓人震驚。 SL：我要去找找看。在剪輯的過程中，我們有過幾次關于黑人越戰老兵的調研放映。我們將注意力停留在國家黑人越戰老兵協會——紐約就有許多這樣的老兵。這是最讓我感到驚奇的事情之一，去傾聽那些已經過了中年，從高中直接去往前線的人們的故事。所有戰爭對人們來說都是難以講述的。這些人邊講述邊哭，或笑。有些人甚至需要走出放映室整理自己的心緒再回來繼續。對我來說這就像是石蕊測試。我希望你聽清楚我將要說的話：這并不是對你不尊重，觀眾和評論家盡可以寫他們的想法。這部電影，我是放給那些去了越南打仗的人看的，十七八歲，剛剛畢業，那些學習殺人的孩子們。他們都給了我擁抱，對我說，“斯派克，我們等這部電影等了太久太久。” 我并不是想說這是第一部有表現越戰中非裔美國士兵的電影。曾經有過這樣的熒屏角色——當然，比如我的弟兄勞倫斯·菲什伯恩（Laurence Fishburne，曾出演《現代啟示錄》）——但是我們將它帶向了另一個層次，因而，我不覺得存在一部關注非裔美國士兵戰時經歷的長片。有一本很好的書，叫《血盟》（The Bloods），是越戰口述史。人們都應該去讀一讀。 CN：在制作這部電影的時候你還有參考其它的電影嗎？ SL：我覺得有一個元素讓這部電影與眾不同：想法。有關于越南戰爭的、偉大的悲劇，我們同樣加入了《碧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 1948）的元素。我從來都是“混搭”的支持者，為什么事情只能以一種方法去完成？所以，我們還打算把這個冒險故事放進小說。

碧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 1948） 海報

我很想加入冒險元素。我是在電視上看著《桂河大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1957）、《納瓦隆大炮》（The Guns of Navarone, 1961）這樣的電影長大的。所以，當我們接手劇本的時候，我們就想加入《碧血金沙》里這樣的黃金元素。我們都知道，所有人都會對金子作出反應，它會改變人。我們在制作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有過很多不同元素，因為我們想讓它有娛樂性，所以總是要加點笑料進去。另一個我想要加的元素，就是序言和尾聲。這兩部分是由兩位比誰都要反戰的美國人完成的。他們為此承受了許多惡毒的攻擊，還被稱作是非美國的。序言是穆罕默德·阿里完成的，而尾聲則是馬丁·路德·金。是的。這兩位是非常重要的“書立”，我們要把這內容給裱起來。 有文件證明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美國第36任總統）感到自己被路德·金背叛。他覺得路德·金因1964年的《公民權利法》對他有所虧欠。金的公開反戰，對林登來說是個爆發點。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盡管金在他的一生都做了多次反戰的努力，但他確實是在公開反戰后被暗殺的。因為當他站出來反戰的時候，正是巨頭們賺錢正酣的時候，比如陶氏（Dow，化學制劑公司，生產凝固汽油彈和橙劑）和所有其它在戰爭中賺了大錢的公司。擋人財路了，他必須走。 這電影中有許多這樣的元素。我希望人們去搜一下克里斯普斯·阿提克斯，覺得斯派克在撒謊？去搜一下！我希望人們去搜索信息！為什么有一張寫著“戰犯”的林登海報？去搜索胡志明。

桂河大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1957）

CN：我對指揮官諾曼的激進主義和他教給士兵們的黑人歷史很好奇——你從他身上延伸出了一條“Black Lives Matter”的敘事線。對這部分的提及，也用了同樣的意象，一個母親拿著自己孩子的照片哭泣。你覺得越戰時期的激進主義者們能教我們什么？ SL：激進主義就是激進主義，跟你出生的年代無關。它會有斗爭，在任何區域，都會有民眾，會有領導者，在權力和真相中選擇真相。如今的激進主義者們的任務是將這遺產傳下去。另一件事就是，當你看完電影走出來的時候——你不想留下一堆刻板印象——但是很多時候年輕人并不知道之前發生了什么。電影、音樂、歷史。所以，我們把很多東西放到電影中讓他們去點擊。這也是為什么這個故事要發生在今天的原因。這部電影不是一個簡單的年代故事。它包含閃回，但它發生在今天。所以，我們在電影結尾處，給一切“打包”的時候，加入了像你提到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CN：你之前提到了穆罕默德·阿里。你有段時間在準備一個關于拳擊手喬·路易斯（Joe Louis）的項目。那依然是你的計劃之一嗎？ SL：是的，我和巴德·舒爾伯格（Budd Schulberg）——小說家、《碼頭風云》（On The Waterfront，1954）編劇——一起寫的。我和巴德成為了非常好的朋友。巴德觀看了兩場喬和德國世界級重量級對手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的比賽。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DR）、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舒格·雷·羅賓遜（Sugar Ray Robinson）、希特勒、戈培爾，這些人都將在這部電影中出現。我承諾過巴德要在他離開人世前做好這部電影。我會信守承諾。電影名叫《救救我們喬·路易斯》，編劇巴德·舒爾伯格和斯派克·李。它也可以是一個短劇系列。我不覺得，如果我做成短劇系列，巴德會生我氣。

碼頭風云（On The Waterfront，1954） 海報

CN：你今年本來要做戛納電影節的評審主席，未能成行，你一定非常失望吧。你覺得它會怎么發展？ SL：我覺得我只是千萬個感到失望的人中的小小一員。你知道，這是一場全球瘟疫，意味著全世界都受波及。對我來說，比起自己，我更加掛念著那些今年要從高中、或者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下一屆戛納電影節舉辦的時候，我還可以成為評審主席。 CN：那個時候，電影產業可能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你如何看待后疫情時代的電影產業環境？ SL：會有很多很多的試驗。即便是在獨立的層面來說，人們需要在攝像機前或后感到安全。我覺得除非做了足夠的試驗，不然制片很難拿到保險。人們常常會談論BC、AC，也就是公元前（Before Christ）和公元后（After Christ）。而對我來說，它現在意味著冠狀病毒（Corona）前，和冠狀病毒（Corona）后！